7月26日-7月27日,中国民主党荷兰党部党员钱云和反共之声刘飞龙在巴黎举起了抗议中共暴政的旗帜。
其中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门口的合法抗议遭到了大使馆保安人员的粗暴干涉。
在大使馆门口,他们针对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的出格言论,做出反击:中共才是叛乱政权。中国就是Chinazi。
在共和国广场,他们主张抵制中国制造—-影响中共的经济来源。


四六宪法,五权分立,结束暴政,重建共和。
7月26日-7月27日,中国民主党荷兰党部党员钱云和反共之声刘飞龙在巴黎举起了抗议中共暴政的旗帜。
其中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门口的合法抗议遭到了大使馆保安人员的粗暴干涉。
在大使馆门口,他们针对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的出格言论,做出反击:中共才是叛乱政权。中国就是Chinazi。
在共和国广场,他们主张抵制中国制造—-影响中共的经济来源。
限于作者历史和经济专业知识水平原因,文中错误和纰漏在所难免,敬请谅解,同时,为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和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略尽绵薄之力,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均可对此文章随意转发,引用,截取,修改而无需另行通知!谢谢!
尊敬的中国民主党和各民主联盟及团体:
你们好!
古今中外,政权更迭、王朝兴衰无不受其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支配——无论是延续千年的专制集权社会,抑或是昙花一现的修正“乌托邦主义”联盟,均莫不如是、概莫能外!
而今中共在经济和财政上陷入的无解困境则同样预示着其已然步入了政权末期——检视中共鼓吹取得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成就的实质原因可以发现,其主要取决于两次不同历史时期的外界援助和支持,而非源于所谓的自身优越性——首先,以朝鲜战争作为血盟背书,中共在建国初期便争取到了苏联大规模的工业和军事技术援助,这为其之后的工业现代化和军事力量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之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共为减轻苏联军事威胁而主动向美国和西方世界示好以缓和关系(由此可见其所谓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意识形态宣传不过是其维护特权阶层真实利益的幌子),从与美国建交到得到美支持加入WTO,中共在更是美国的支持和默许下,得以使用诸如“以市场换技术”、“以人口红利为成本优势”等经济策略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当中,进一步获取了其发展所需的所有要素。
综上可知,中共在经济和技术上所取得的所谓成就,绝非来源于其鼓吹的自主创造和自身优越性云云,相反,西方世界默许其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对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抄袭、模仿和收买、渗透的听之任之态度,才是其能有恃无恐发展壮大至今的根本原因!
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共为追求极致成本优势而毫无节制的生产活动和为转移内部矛盾而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战略,已然对国际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造成了重大威胁,这亦使得美国及其西方和亚太盟友达成“反共”共识,逐步转变对华策略和立场———除在军事上结成联盟遏制其对外扩张外,一系列对其封锁和脱钩举措,如提高贸易关税、加速资本撤离、限制技术转让等正陆续得到有效执行;而这又进一步造成了中共财政“进退两难”的困境—— ① 由于其所依赖的外贸驱动型的经济发展路径,已开始被西方主要经济体通过关税壁垒和反补贴调查等方式逐步截断,这必然使作为人民币价值主要锚定的外汇储备快速枯竭,而同时,人民币又并非世界主要自由流通和储备货币,无法通过引入外部流通环节延缓甚至消除增发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如果贸然加大货币投放量,势必短时间内便可造成通货膨胀,加速贬值并进一步恶化国内经济状况。更不用说,由于原来尚可作为“蓄水池”的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等金融市场现早已呈现衰败之势,进一步导致其可施行的政策空间愈加受限;② 但另一方面,若中共对现在日益严峻的经济状况听之任之,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与地方银行关联的几十万亿城投债务及其他赤字问题便无法化解,势必将引发一系列连锁的金融风险!
所以,无论三中全会或是北戴河会议象征性的颁布何种所谓灵活的或是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只要美国及其盟友在经济和军事上坚持和加强现有对中共的围剿政策,其外在经贸环境便无法得到改善,其实际上便无法执行任何有效的经济政策,这也意味着中共无法通过自身所谓的“改革”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 (鉴于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共是对当今世界最大威胁”的观点上已达成共识,认清其真实面目,所以绝不会再犯类似1945年的战略误判错误,绝不会再次动摇对其围剿的既定策略,给中共以喘息之机,这在客观上注定了中共在此“内忧外患”之下必将迅速覆灭而绝无回天之力!)
最后,作为真正的炎黄子孙无论是为国家或是民族计,“推翻专制,重建共和”,都是我们无法推卸和必须承担的时代责任!为此,我谨向党组织和各民主联盟提出如下建议,请酌情予以考虑:应通过宣传觉醒和赋予人民抗争的“天然”合法权力——现代国家是全体公民共识的一种契约化表现形式,这意味着国家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特殊意志,而是来自人民的普遍意志,即人民在合法国家成立的即刻,便“自然”的继承和拥有了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包括反抗暴政的权利!相反,任何未通过合法程序,未经全体人民授权的政权,本质上便是一个非法政权,其之后所制定和颁布的所有法律法规也都自然的继承了其非法的属性,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和约束力,更不用说去宣判和定罪人民! 所以人民对专制和非法政权的反抗行动在世界现代国家法理范畴内反而是真正正义的和合法的!用中共早期外宣曾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号概括便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这意味着人民争取自身权益的合法抗争和对民主的诉求无需得到没有法理基础和执政合法性的政府的“同意”,更不需要以乞求的姿态向其提出所谓的“意见”或是等待其施舍式的“理解”——“六四”运动中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体曾以和平的方式提出理性的建议,在得到全国声援的前提下,却依然以如此惨烈和血腥的结局收场便是例证——历史教训历历在目,对于这样一个以反人性理论为纲领的非法专制政权,只能将其完全彻底的摧毁和推翻,而不能存有丝毫妥协和协商的幻想!(当然,从实际角度出发,可考虑联合该组织中下层和部分支持民主的高层人士);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人民群众在上述争取自身权益的抗争过程中,在客观上便自动的汇聚在此“合法抗争”的共识下,自发的形成了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组织结构,而众所周知,中共惧怕任何一种组织形式,更不用说一种来源于普遍法理共识的民众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
总之,人民大众所具有的这种“天然”的合法抗争权,如何强调也不为过——鉴于中共组织内部的团结假象和社会脆弱的稳定平衡,无不是通过物质收买和以经济利益作为粘合剂实现的,这意味着随着其经济和财政不可逆转的恶化,内部的官僚行政集团和社会不同职业群体由于经济收入遭到削减而爆发集体性的抗议事件的数量必然急剧增多,这在客观上为加速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党完全可顺势而为,将民主宪政的政治主张与支持人民群众呼吁改善其经济和相关切身利益的诉求相关联(如支持缩短退休年龄、提高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增加农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等),并通过公开发表与中共完全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真正民主共和的执政纲领和欲消除特权阶层、在各个领域还利于民的改革措施,来引导上述急剧涌现的小规模的原本局限于某一特定群体、某一特定经济利益诉求的具有局限性的抗议,使之在我党民主宪政的正义旗帜下,加入到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运动中来,成为更为广泛和波澜壮阔的民主自由运动的一部分,以使中共真正陷入人民民主运动的汪洋大海!
最后,无论如何,请允许我以一名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身份再次强调,诸多客观迹象已表明中共用以维护其内部和外部稳定的“经济收买”政策已难以为继,大厦将倾之际,『一场持续的全民参与的最初以社会各个不同群体自身利益为驱动力,而最终汇聚在我党民主宪政主张这面正义旗帜下的社会转型运动是可以适时发起和实现的!』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和有强大暴力机构支撑的专制政权,所以我竭诚的希望荷兰党部可以运用自己的联络方式向中共民主党各党部和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民主阵线、中国民主联盟等各组织团体转发该抛砖引玉的倡议,以凝聚最广泛的共识和力量!谢谢!
来自国内一名党员的见解,供大家参考
黑格尔认为,如果你学习哲学,要么你是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要么你研究的就不是哲学。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攻击斯宾诺莎,他认为弱化了上帝的神格,实属泛神论。
斯宾诺莎究竟说了什么?
他定义了自然神论。他尝试理解真理,绝对真理与上帝在同一位格。
世界是决定论的世界,因果律是普遍的。逻辑的本质是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他们未必有最简洁的数学形式。
同时,客观存在或者说绝对真理是不可知的—人们只能掌握相对真理,达成目的。
物自体概念暗示了这一点。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认识带着天生的偏见。
理解了真理的这种映射结构,就很容易理解宽容和勇气的来源。
宽容,是因为有一个至高上帝,绝对真理的存在,人类因此有了谦卑感,于是不敢随意评价他人,控制他人。
勇气,和良知 道德有关。他是一种决断,是对恐惧本能的一种克制。即使我们无法掌握因果律,让事态随我们的心意,我们仍然应该凭借善意的本能,良知或道德行事。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的结果是符合上帝的旨意或自然规律的。这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想表达的内容之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除了强调道德之外,还有自我实现之意。)
一直强调,阅读哲学需要的是领悟所指,辨别能指。而不要逐字逐句去阅读。舍本逐末不说,还容易走火入魔,成为一个的教条主义者或神棍。
当一些学院派们研究金刚经、道家,搞缘起性空的玄学时,就知道他们根本无法用理性逻辑自洽。
如果学术是为了在儒释道中或某个权威论述找到头绪,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研究神学。
哲学来源于自我,并在自我克制中成型。他以定义为主要手段,构筑模型,是对于自我认知的结构化表达。
技术上说, 勇气来自信念和理性,同样是对自我的一种克制。
人是活在目的之中 追逐价值的。价值可长可短。勇气是舍弃短期价值,追求长期价值的决断。这是理性的勇气。
维特根斯坦提到自己参加一战,并将这段经历称为一种宗教体验。
是的,面对未知的未来,并非总是要做出价值判断才有所决断。
仅仅凭借直觉和良知,克服对未知的恐惧,相信命运,并坦然面对命运的波折。
这是对命运的信赖。
这是勇气的另外一种诠释。非理性的勇气。
一个民族缺乏勇气,往往是因为既匮乏认识,也缺乏信仰,只能被囚禁于短期价值和历史轮回之中。
因为短期价值未必与长期价值一致,导致的后果往往是长期价值的丧失。也间接丧失了对于其他可能性的探索。
2024年6月2日,欧洲各国民运人士齐聚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参加六四纪念集会。参与组织和个人还有廖天琪、潘永忠、毛欣馨(《欧洲之声》,德国);刘为民(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法国)。活动的文案宣传由刘飞龙(反共之声,荷兰)提供。
持续多年的纪念活动,出现了一点新内容,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和欧洲之声发起了绝食和烛光守夜活动。六四对于中国人而言越来越具有节日的特征。
让我们以纪念六四为契机,树立关于正义和勇气的信仰,相信当今被恐惧压抑的正义感有朝一日能改变现有的野蛮秩序。
正如丘吉尔所言:恐惧是一种反应,勇气是一种决断。
5月的巴黎,阳光明媚,繁华似锦,处处洋溢着热情。中共党首习近平于5月5日到访巴黎,开始了对法国为期3天的国是访问。革命老区的反共团体,在此期间对这位公认的独裁者表达了热烈的欢迎。
以中国民主党成员为主的荷兰民运人士也于5月5日来到巴黎共和国广场,参加了本次反对习近平的抗议集会。其成员包括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成员、中国民主党海外联总、中国民主党荷兰党部以及反共之声(荷兰)。其中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主席陈忠和先生还受邀发表了演讲,表达了中国民运人士对中共独裁政权的厌恶以及对藏族弟兄民族独立事业的支持。
藏族弟兄大约来了1500人,满场飘扬的雪山狮子旗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凝聚力。围绕着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话题,学生代表和意见领袖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最终在反映中共当局对藏族人的压迫的整活节目里,会场的气氛被烘托至高潮。全场最终迸发出一个声音:“习近平,这里不欢迎你!”
现场的汉族虽然并不多,但偶尔见到的宣传标语已然足够个性鲜明。完全能体会到异议人士对于自己政治观点的严肃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