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节的问候 关于台海战争的不合法性论证(党员来信交流)

尊敬的各民主党派、联盟及团体:

你们好!

值此民国双十113周年国庆之际,谨先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但不容忽视的是,台湾的民主和自由此刻却正遭受到中共前所未有武力的威胁和挑战,有鉴于此——针对中共不断叫嚣和宣传,假借“国家”和“民族”的名义不惜欲通过武力收台,实现所谓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愿景,以转移其内部日趋难以弥合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现实状况,作者将试从中共公开的史料出发,提供一种对上述所谓祖国伟大统一进程的“台海战争”的性质予以客观重新界定的新视角。

毋庸置疑,这场中共欲挑起的以转移其内部矛盾的军事行动本质是70多年前被其称为“解放战争”的国共内战的延续,自然而然的,这场战争的性质亦需放置到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才能够予以确定——按照中共的政治宣传语境,中国近代史分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以“五四运动”为结束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始于“五四运动”,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革命时期。

而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帝反封”的依据,来源于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客观现实和由此表现出的矛盾,即中国革命主要由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两个基本任务组成;“反资”则由于中共自诩代表的无产阶级作为该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欲为最终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道路。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历史的意识形态与当今的现实交织在一起所表现出的荒唐和矛盾:

“反对帝国主义”,按照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理论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定义,可以发现美国和德法等发达欧洲国家,即中共政权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都是在此“帝国主义”语境范畴下需被清除的敌对势力!

“反封建主义”,显而易见,台湾作为亚洲的民主典范代表,不存在所谓的需要假中共之手清除的封建势力,相反,实质上完整继承和延续了千年封建残余势力表现形式的专制和集权的集大成者的中共政权自身,才是其理论的革命对象本身!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显然,上述这一极具历史特色定义中的相关表述用语已在当今现实社会难以找到对应的对象,但究其本质,「官僚资本主义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对民族工商业的巧取豪夺,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这,显然也已与早已施行“民主宪政和民生保障”的台湾毫不相关!相反,作为国家官僚专制主义代表的中共政权在政治上实现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在经济上为积累原始资本的加剧了对其剥削!

最后,即使我们将此所谓“台海战争”置于更加明确的历史时间下进行检验,也会发现其性质无出其右。

按照上述革命理论, 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前的这一段时期都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然而,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集中反对的主要敌人有所不同——这期间经历了① 北伐战争(1924—1927年)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② 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新军阀;抗日战争(1937—1945年)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④ 解放战争(1945—1949年)革命的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

让我们暂且抛开其他,仅聚焦于“④ 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所谓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解放战争”,可以发现其本质依然是“反封反帝”的军事行动,而显而易见,当前现实的外在环境并不支持此“内战”革命理论,更遑论其实践!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共公开宣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这意味,这场时隔已近一个世纪的中共欲借国家和民族名义重新挑起的“内战”,并无实际的合法性基础和现实依据,更与“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无关;其本质不过是现已时过境迁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的暴力化延续,即一个世纪前与所谓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一己私利的“党争”的延续而已!

最后,无论如何,中国自古便有“师出有名,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行不果”之说,显然,这场战争既无国际共识,亦无法理和民众支持,必然是一场不义之战,其亦必将绝不会取得成功!

没有国庆,只有国觞

9月29日 全球华人抗议中共暴政。

每个人都有权使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

我们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要无差别的养老和医疗,反对党化教育,官员财产公开。

释放政治犯!

党员意见选登–革命路线图

尊敬的中国民主党,民主中国阵线,中国社会民主党和各民主联盟及人权组织:

你们好!

鉴于诸多迹象显示中共无论在国内经济或国际环境上都已临近四面楚歌的境地,这意味着冲破其专制牢笼,推翻其暴政,建立民主宪政的历史机遇已经来临。因此,我谨以一名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身份向各民主党派和联盟团体建议筹备代号为“覆舟”的国内民运行动预案,以便适时发起中共政权的最后冲击!

1. 光明正大的“阳谋明算”——赋予国内民众抗争和民运组织无可辩驳的合法权 毫无疑问,“领导民运,推翻暴政,夺取政权,实行宪政”,以终结千年专制,是民主阵营的最终目标,但考虑到中共无所不在的社会高压管控措施,以上各个环节无不需要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在所有民主联盟力量的共同协作下方能实现!

① 应通过宣传觉醒和赋予人民抗争的“天然”合法权力——现代国家是全体公民共识的一种契约化表现形式,这意味着国家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特殊意志,而是来自人民的普遍意志,即人民在合法国家成立的即刻,便“自然”的继承和拥有了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包括反抗暴政的权利!相反,任何未通过合法程序,未经全体人民授权的政权,本质上便是一个非法政权,其之后所制定和颁布的所有法律法规也都自然的继承了其非法的属性,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和约束力,更不用说去宣判和定罪人民!

更不用说,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共识和公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其合法性和倒行逆施行为的事实上否定!

所以人民对专制和非法政权的反抗行动无论是在现代国家法理范畴内,抑或基于国际社会共识,都是真正正义的和合法的!用中共早期外宣曾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号概括便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这意味着人民争取自身权益的合法抗争和对民主的诉求无需得到没有法理基础和执政合法性的政府的“同意”,更不需要以乞求的姿态向其提出所谓的“意见”或是等待其施舍式的“理解”——“六四”运动中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体曾以和平的方式提出理性的建议,在得到全国声援的前提下,却依然以如此惨烈和血腥的结局收场便是例证——历史教训历历在目,对于这样一个以反人性理论为纲领的非法专制政权,只能将其完全彻底的摧毁和推翻,而不能存有丝毫妥协和协商的幻想!(当然,从实际角度出发,可考虑联合该组织中下层和部分支持民主的高层人士);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人民群众在上述争取自身权益的抗争过程中,在客观上便自动的汇聚在此“合法抗争”的共识下,自发的形成了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组织结构,而众所周知,中共惧怕任何一种组织形式,更不用说一种来源于普遍法理共识的民众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

总之,人民大众所具有的这种“天然”的合法抗争权,如何强调也不为过——鉴于中共组织内部的团结假象和社会脆弱的稳定平衡,无不是通过物质收买和以经济利益作为粘合剂实现的,这意味着随着其经济和财政不可逆转的恶化,内部的官僚行政集团和社会不同职业群体由于经济收入遭到削减而爆发集体性的抗议事件的数量必然急剧增多,这在客观上为加速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 民主阵营完全可顺势而为,将民主宪政的政治主张与支持人民群众呼吁改善其经济和相关切身利益的诉求相关联(如支持缩短退休年龄、提高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增加农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等),并通过公开发表与中共完全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真正民主共和的执政纲领和欲消除特权阶层、在各个领域还利于民的改革措施,来引导上述急剧涌现的小规模的原本局限于某一特定群体、某一特定经济利益诉求的具有局限性的抗议,在民主宪政的正义旗帜下,加入到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运动中来,成为更为广泛和波澜壮阔的民主自由运动的一部分,以使中共真正陷入人民民主运动的汪洋大海! (即通过制定和在全国公开发布与广大普通民众利益诉求一致的各个领域相关的改革政策,如民生、公共服务、经济金融、对外关系政策等和在现代法理范畴内赋予民众抗争及组建民运组织的合法权,与广大普通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期将其引导和汇聚在民主阵营“重建共和,施行宪政”的政治诉求旗帜下,并最终和平实现国家民主化转型的伟大愿景!)

上述这一指导性的原则,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因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以家庭为社会稳定的最小有效组成单元,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这意味着民主阵营发布的覆盖广泛领域的完全代表普通民众利益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在横向上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即覆盖并提升了每个家庭成员利益的“预期收益承诺”,这意味着此后民运的参与者和拥护者不再是在地域上分散的和各自为战的某一特定利益诉求的孤立群体,而是利益广泛关联在一起的,以牢不可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亿万个利益共同体家庭!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鉴于暴力机构和军事集团对民运活动的态度,往往是能否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所以对其尽力争取便显得尤为重要。值得庆幸的是,上述组织集团的一线官兵绝大多数来源于普通家庭,这意味着其对民运镇压命令的执行将很大程度上会因其考虑到整体家庭利益和受家庭成员的劝说而发生改变,而即使只是单个暴力集团底层成员的改变,也将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带来连锁的反应,最终使民运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 (这绝不是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实际上已经爆发了上百人的退伍军官因中共未兑现经济利益承诺而集体抗议的事件,而在中共财政日益枯竭的背景下,这绝不会是最后一起孤立事件!)

在纵向上,该改革政策广泛的覆盖了除统治和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和部分高级官僚集团成员以外的所有阶层和职业群体,这在纵向和横向上,编织成了一张交错重叠的覆盖整个社会的利益共同体网络——考虑到六四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虽然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和同情,但实际上主要参与这场民主运动的只有学生群体——这便显得由上述两点编织成的与全社会所有民众密切相关的利益交错网络尤为重要,而该利益网络在客观上亦将成为民运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有力保障!

② 上述通过响应民众诉求以将其最终汇入中国民主化进程运动的战略的另一个优势便是,该策略不但没有泄密之虞,相反,需要光明正大的、大张旗鼓的进行宣传,是真正的“阳谋明算”,类似于希腊忒修斯之船的寓言——因中共自身特权化和腐败的局限性,其无法通过模仿民主阵营“以民为本,重建共和”的各领域改革措施来回应民众的呼声和完成自身组织的改革,因为一旦如此,中共便不再是中共了,而是在事实上加入了民主阵营,并以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民主化进程,而这,是绝不可能的!

同时,与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一般商业营销广告类似,民主阵营公开发布的改革纲领,因与所有普通民众最为关切的自身利益紧密相联,造就了其强大的信息生存和传播能力,而这最终必然使其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和支持!

这也意味着,该信息不但是阳谋明算,亦在传播过程中无法轻易从已经获取到该信息的民众认知中抹除——因为按照有据可循的科学结论,人们对于自己从未拥有的利益可以做到漠不关心,但对于即使是尚未兑现的预期利益承诺,在一般认知过程上也会将此预期利益归划到近乎等同于实际已经获取利益的范畴内,即预期利益几乎等同于实际已获取利益,即对预期利益剥夺造成的痛苦和反抗程度几乎等同于对于实际已获取利益的剥夺造成的痛苦和反抗程度,这意味着,中共在此信息广泛传播后,对于民主阵营和该改革政策的任何贬损和扭曲,本质上都是公开的站到民众的对立面、与民众为敌,而这除了将撕下其伪善的面具外,亦会更进一步激起民众的公开抗议和不满,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综上可知,中共既无法在执行层面模仿该改革政策,亦无法在信息传播层面消除该信息,即该计划在多个角度和层面都是具有很高的实际可操作性的!

2. 团结和争取一切民主力量和“摇摆”群体 与自下而上的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民众抗争同等重要的是有针对性的对国内民主党派中的广大普通成员和中共组织中的绝大多数中层和基层的争取!

① 国内民主党派成员以受过良好教育,有较高认知水平的各领域专业人士和学者为主,这意味着无论从学识眼界的认知层面,抑或是个人的普世价值观念层面,其在客观上对与世界主流的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趋势截然相反的专制制度,不可能真正认同;这也意味着其广大普通成员作为民主运动的天然同盟军的结论,不会因其受制于中共高压政策而暂时表现出的“妥协”而发生改变!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该群体在维持社会运转和进行资源分配方面亦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只争取其部分的支持,也将为联合更多的“中间”民主力量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② 尽管中共对外鼓吹其组织成员有近亿之众,但稍作观察便可得知,除少数上层统治和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和高级官僚外,其绝大多数成员以社会生产活动中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或职能职业者及处于中共组织底层的、与民众尚未完全分离的基层普通工作者为主 这些一般意义上的技能职业“天然”的与中共或任何政党的政治主张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即虽然中共不遗余力的强制的赋予其所谓的政治属性,并试图以其政治意志作为社会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将中共的强制政治意图从上述这些普遍的真正支持社会运转的不可缺少的普通职业中剔除,可以发现该领域的工作流程并未受到任何影响,而这也意味着这种天然的政治无关,在客观上必然无法达成中共所期望的所谓政治忠诚!

与上述类似的是,主要职责在于解决民众日常普通矛盾和生活问题的地方基层组织和职能部门,如社区,街道办事处,城建,环保等,本质上是市政公共基础服务的组成部分,其行使职能过程本身既不涉及政治意识形态更与高层权利斗争无关,即其亦天然的与政治无关联,客观上同样无法达成中共所期望的所谓政治忠诚!

综上,鉴于中共内部的团结假象和外部社会的脆弱稳定,均是诉诸于经济利益和收买政策,而在此在经济支持趋于崩溃,内部客观上又并无所谓政治忠诚的趋势下,对中共组织中广大中层和基层的争取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3. “改旗易帜”和号召人民推翻专制政权 在上述两点条件已部分的达成后,进一步通过发放传单和电子数据觉醒民众,乃至之后对政府建筑和广播电台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都将极大的鼓舞广大人民的抗争运动!

① 民主阵营现阶段应严肃和正式的考虑在国内一线城市和省会建立地下党支部(普通的打印社便完全具备当前阶段斗争所需的一切条件,并可起到掩护身份的作用),以领导国内反抗运动,以将自身与中国民众实际联系在一起: 例如,a. 因网络封锁原因,只拘泥于线上宣传恐难以达到有效唤醒民众,以形成反抗中共专制合力的目的,所以,贵党可尝试向海外民主基金会或人权组织申请资金援助,购买Micro sd卡,以储存诸如“六四”纪录片和访谈录、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国有器官》、可信身份的中共内部人士所著的揭露其腐朽残暴的所谓禁书,如李锐日记、中共高层和特权既得利益集团的家族在近一个世纪时间里的移民情况和海外资产等一切可唤醒民众觉知,打破中共神圣光环和其所谓代表人民利益形象的信息和数据,之后,由地下党组织通过住宅的报纸订阅箱、单元楼信箱、公共交通系统、公共广场和公园等渠道进行投递和传播(考虑到Micro sd可当即在手机使用观看,无需专门场所和设备支持,这可最大化的提高信息的有效传播效率);b. 另外,古今中外,秘密派发传单和在公共场所悬挂反抗标语,涂刷诉求口号既可最大程度降低风险又能取得预期宣传效果,是经过历史反复检验的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也可推广使用。

② 对政府建筑的象征性占领 虽然政府执政合法性并非来源于砖头水泥堆砌成的意在显示其权威的所谓宏伟建筑,而是在于民心向背,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对中共政府行政机构的占领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对于打破其专制不可战胜的幻觉和增强人民取得斗争胜利的信心有积极意义!

但同时,考虑到实际运动的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对于政府建筑的占领行动将象征性的简化为对建筑中最高点旗帜的更换和在外围墙面醒目处喷涂民主标语口号、粉刷民主党派或联盟的旗帜和标识。(鉴于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宣传和觉醒民众,当地所有醒目的高层建筑,人流聚集公共场所都可灵活的纳入活动范围内)

③ 占领广播电台 a. 为达到最大舆论效果和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应限在一线城市或省会城市采取行动; b. 需要有广播专业技术人员参与; c. 需要提前录制好简明介绍主要政治诉求和呼吁人民反抗暴政的音频; d. 需要提前获取广播电台的功能结构分布图,以分别占领供电房、广播间和封堵大楼入口,为播放广播尽量争取时间 广播词示例: “我们是中国民主联盟,公开反对和欲推翻中共的专制集权统治,我们欲联合所有支持自由民主的广大人民和党派“重建共和、实行宪政”,以终结中国千年专制集权!

毋庸置疑,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创造者,所有目之所及的一切无不是人民智慧和劳动的成果,所以,我们在此号召所有人民起来反抗中共暴政,因为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合法权利,一个未经公开合法程序和人民授权的专制非法政权,没有资格代表中国!

你并不孤独,我们有十数亿之众,我们只需走上街头,我们只需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而最终亿万人民共同意志和行动汇聚而成的洪流就会将其吞没!

无论如何,我们,中国人民,国家真正的主人,将无可置疑的取得最终的胜利!” 最后,这历时近百年方出现的短暂的历史窗口,无疑亦是中国结束专制迎来民主的最佳时机,所以,无论如何,请允许我再次强调,『一场持续的全民参与的最初以社会各个不同群体自身利益为驱动力,而最终汇聚在“民主宪政”主张这面正义旗帜下的社会转型运动是可以适时发起和实现的!』

当然,我自知能力所限,无法领导此行动,但我愿尽其所能的协助此计划的筹划和执行!

此致

敬礼!

来稿选登

限于作者历史和经济专业知识水平原因,文中错误和纰漏在所难免,敬请谅解,同时,为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和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略尽绵薄之力,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均可对此文章随意转发,引用,截取,修改而无需另行通知!谢谢!

尊敬的中国民主党和各民主联盟及团体:

你们好!

古今中外,政权更迭、王朝兴衰无不受其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支配——无论是延续千年的专制集权社会,抑或是昙花一现的修正“乌托邦主义”联盟,均莫不如是、概莫能外!

而今中共在经济和财政上陷入的无解困境则同样预示着其已然步入了政权末期——检视中共鼓吹取得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成就的实质原因可以发现,其主要取决于两次不同历史时期的外界援助和支持,而非源于所谓的自身优越性——首先,以朝鲜战争作为血盟背书,中共在建国初期便争取到了苏联大规模的工业和军事技术援助,这为其之后的工业现代化和军事力量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之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共为减轻苏联军事威胁而主动向美国和西方世界示好以缓和关系(由此可见其所谓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意识形态宣传不过是其维护特权阶层真实利益的幌子),从与美国建交到得到美支持加入WTO,中共在更是美国的支持和默许下,得以使用诸如“以市场换技术”、“以人口红利为成本优势”等经济策略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当中,进一步获取了其发展所需的所有要素。

综上可知,中共在经济和技术上所取得的所谓成就,绝非来源于其鼓吹的自主创造和自身优越性云云,相反,西方世界默许其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对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抄袭、模仿和收买、渗透的听之任之态度,才是其能有恃无恐发展壮大至今的根本原因!

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共为追求极致成本优势而毫无节制的生产活动和为转移内部矛盾而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战略,已然对国际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造成了重大威胁,这亦使得美国及其西方和亚太盟友达成“反共”共识,逐步转变对华策略和立场———除在军事上结成联盟遏制其对外扩张外,一系列对其封锁和脱钩举措,如提高贸易关税、加速资本撤离、限制技术转让等正陆续得到有效执行;而这又进一步造成了中共财政“进退两难”的困境—— ① 由于其所依赖的外贸驱动型的经济发展路径,已开始被西方主要经济体通过关税壁垒和反补贴调查等方式逐步截断,这必然使作为人民币价值主要锚定的外汇储备快速枯竭,而同时,人民币又并非世界主要自由流通和储备货币,无法通过引入外部流通环节延缓甚至消除增发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如果贸然加大货币投放量,势必短时间内便可造成通货膨胀,加速贬值并进一步恶化国内经济状况。更不用说,由于原来尚可作为“蓄水池”的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等金融市场现早已呈现衰败之势,进一步导致其可施行的政策空间愈加受限;② 但另一方面,若中共对现在日益严峻的经济状况听之任之,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与地方银行关联的几十万亿城投债务及其他赤字问题便无法化解,势必将引发一系列连锁的金融风险!

所以,无论三中全会或是北戴河会议象征性的颁布何种所谓灵活的或是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只要美国及其盟友在经济和军事上坚持和加强现有对中共的围剿政策,其外在经贸环境便无法得到改善,其实际上便无法执行任何有效的经济政策,这也意味着中共无法通过自身所谓的“改革”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 (鉴于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共是对当今世界最大威胁”的观点上已达成共识,认清其真实面目,所以绝不会再犯类似1945年的战略误判错误,绝不会再次动摇对其围剿的既定策略,给中共以喘息之机,这在客观上注定了中共在此“内忧外患”之下必将迅速覆灭而绝无回天之力!)

最后,作为真正的炎黄子孙无论是为国家或是民族计,“推翻专制,重建共和”,都是我们无法推卸和必须承担的时代责任!为此,我谨向党组织和各民主联盟提出如下建议,请酌情予以考虑:应通过宣传觉醒和赋予人民抗争的“天然”合法权力——现代国家是全体公民共识的一种契约化表现形式,这意味着国家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特殊意志,而是来自人民的普遍意志,即人民在合法国家成立的即刻,便“自然”的继承和拥有了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包括反抗暴政的权利!相反,任何未通过合法程序,未经全体人民授权的政权,本质上便是一个非法政权,其之后所制定和颁布的所有法律法规也都自然的继承了其非法的属性,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和约束力,更不用说去宣判和定罪人民! 所以人民对专制和非法政权的反抗行动在世界现代国家法理范畴内反而是真正正义的和合法的!用中共早期外宣曾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号概括便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这意味着人民争取自身权益的合法抗争和对民主的诉求无需得到没有法理基础和执政合法性的政府的“同意”,更不需要以乞求的姿态向其提出所谓的“意见”或是等待其施舍式的“理解”——“六四”运动中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体曾以和平的方式提出理性的建议,在得到全国声援的前提下,却依然以如此惨烈和血腥的结局收场便是例证——历史教训历历在目,对于这样一个以反人性理论为纲领的非法专制政权,只能将其完全彻底的摧毁和推翻,而不能存有丝毫妥协和协商的幻想!(当然,从实际角度出发,可考虑联合该组织中下层和部分支持民主的高层人士);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人民群众在上述争取自身权益的抗争过程中,在客观上便自动的汇聚在此“合法抗争”的共识下,自发的形成了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组织结构,而众所周知,中共惧怕任何一种组织形式,更不用说一种来源于普遍法理共识的民众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

总之,人民大众所具有的这种“天然”的合法抗争权,如何强调也不为过——鉴于中共组织内部的团结假象和社会脆弱的稳定平衡,无不是通过物质收买和以经济利益作为粘合剂实现的,这意味着随着其经济和财政不可逆转的恶化,内部的官僚行政集团和社会不同职业群体由于经济收入遭到削减而爆发集体性的抗议事件的数量必然急剧增多,这在客观上为加速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党完全可顺势而为,将民主宪政的政治主张与支持人民群众呼吁改善其经济和相关切身利益的诉求相关联(如支持缩短退休年龄、提高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增加农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等),并通过公开发表与中共完全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真正民主共和的执政纲领和欲消除特权阶层、在各个领域还利于民的改革措施,来引导上述急剧涌现的小规模的原本局限于某一特定群体、某一特定经济利益诉求的具有局限性的抗议,使之在我党民主宪政的正义旗帜下,加入到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运动中来,成为更为广泛和波澜壮阔的民主自由运动的一部分,以使中共真正陷入人民民主运动的汪洋大海!

最后,无论如何,请允许我以一名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身份再次强调,诸多客观迹象已表明中共用以维护其内部和外部稳定的“经济收买”政策已难以为继,大厦将倾之际,『一场持续的全民参与的最初以社会各个不同群体自身利益为驱动力,而最终汇聚在我党民主宪政主张这面正义旗帜下的社会转型运动是可以适时发起和实现的!』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和有强大暴力机构支撑的专制政权,所以我竭诚的希望荷兰党部可以运用自己的联络方式向中共民主党各党部和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民主阵线、中国民主联盟等各组织团体转发该抛砖引玉的倡议,以凝聚最广泛的共识和力量!谢谢!

来自国内一名党员的见解,供大家参考

为什么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为什么是倡议而不是要求?为什么改革的诉求应立足于民众的具体利益?

大学文青时代,在qq空间转载过韩寒的一篇《谈革命》。今天的眼光这篇文章,已然发现内容实在是幼稚。不过也可见20年前,我们曾经有过多么宽松的言论尺度。

估计以我懒散的写作进度,谈到民主的实质、保守主义的思维方式、宽容的来源和正和博弈的社会秩序的来完美解答这几个问题的时候,多半会错过今年的六四。所以决定在逻辑上跳跃一把,谈谈我的理解。

基于对自发秩序的推崇以及对社会领域任何理论的不信任,社会领域的变革,宜渐进而不是激进,制度层面上,少以革命突进的方式去构建,因为失败的成本过于巨大。改革的成本则低很多。

从可能性上看,改革和革命的成功率,上帝才说得清楚(为何人们不能承认自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缺乏预测能力的?实在是看厌了无意义的争论。)。当然应该选择成本低的方式开展社会变革。毕竟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人期待着战争和杀戮。

另外,随着中共政权经济上面临的困境,改革的诉求和革命的诉求必然是存在。完全不用担心民意基础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是需要逐步凝聚共识。

总有人抱怨国人的冷漠和自私。可我们都知道八九年,市民和学生同时走上街头。显然,热血和正义感,从来就不会消失,只是被压制。中国社会的变革,除了必然出现的民众抗争,也离不开极权政府经济上面临困境。而且这二个因素同时来看,经济面临的困境才是主因,它的出现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民众抗争。“平庸之恶”从来就是一个过于激进的概念,把社会变革归咎于民众的抗争这样的逻辑是无法说服我的。我理解的中国目前出现的“平庸之恶”,只是一种正常的人性选择,面临着高压的生存环境,面临世体系化的赛博极权,人们反抗或者独自反抗的勇气出自哪里呢?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死或者失去自由而被囚禁能有什么意义。人,只有自由地活着才能创造价值。不要再出现彭立发这样的勇士了。他的精神可嘉,但并不值得表扬。我希望这样的英雄能活着出来,加入我们。

现阶段,改革和革命势力手上根本没有筹码上桌参与博弈。“倡议”表达的是一种民意,是聚焦共同利益凝聚共识的手段,也是对当局优势地位的承认,这并不是放低姿态,而是尊重现实。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做的就只有这么多。需要的筹码,我们需要慢慢去积累。人的寿命和社会的变革所需要的时间比起来,不值一提,在我们不知道我们行为的结果的情况下,保持一份耐心是应该的。

有识之士,以自己的方式去推动社会的变革,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包含了最后民主转型的可能,不能被否定掉。但如果每天沉迷于“end ccp”、“take down Xi jinping”,这样不着边际的口号,就属实是浪费感情了。民众的切身利益,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里,在不清不楚的预制菜和地沟油里,在有悖人伦的器官捐献,在税收式的养老医疗保险里,在洗脑式的党化教育里。我们能做的显然很多。只有强调民众的切身利益,才可能能给中共当局造成实际压力,这些普通民众被权力霸占的利益,也是改革的可行方向。所以除了耐心,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务实也是必须的品质。

政治从来就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概念。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个负责分蛋糕的游戏。真理及其衍生的正义,是不同利益阶层在一次又一次讨价还价的博弈和妥协中不言自明的并集中体现在法律之中,代表整个社会的契约而逐步成型的。对于社会这样的一个复杂体系,各国的在文明坐标上的起点并不同,历史或经验从来就不会给出一个明确路径,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中国的文明转型之路就孕育在我们的务实抗争和适时妥协之中。

给中共的改革倡议

六四的枪声已经远去了,但这个民族追求自由和良知的声音从未彻底消失。文明的发展脉络可以高度浓缩为人类以理性和自由为工具,展开的对真理的探索。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悲哀地看到中华民族仍然在蒙昧中踟蹰不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解决公民的医疗问题和养老问题,也无力在科技层面获得真正进展。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黄粱一梦,睁眼一看剩下的不过是少数人的巨额财富和一堆钢筋水泥而已—注定灰飞烟灭。不得不说这是让所有人失望的结果。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人口结构失衡、失业率高企、地方债务黑洞、道德沦丧、伦理解体的困境,民族即将再次面临至暗时刻。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来考察,极权制度以及决定论的思想都缺乏对于人类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以至于中国历史不过是一次又一次残酷而血腥的钟摆罢了,可以断定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建将是最后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真的打算以极权的方式,在不可控的暴力革命中结束自己的统治么?

作为时刻关心着中华民族命运的华人群体,我们在此向政府提出倡议,希望贵使馆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转达:

1、对政治犯从轻发落,充分保障其正常生活。在党内容忍反对派,在党外培养反对党,有步骤地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民主化进程提供成熟的政治力量。

2、停止洗脑教育,停止思想灌输。让逻辑课重回校园,把理性的思维方式交给民族的未来,把追求真理的使命交给民族的下一代,让民族内部通过和解走向文明的概率增大。

3、保障公民的基本福利,进行养老制度的改革,推行全民免费医疗,推行福利房制度。只有让公民有尊严地生活,才能使得作为自发秩序的道德和伦理重建,让正义和良知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4、逐步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司法独立,加强监督。只有杜绝利益向权力寻租的可能,才能保障自由经济的运行。

5、逐步制订既符合权力制衡原则又不脱离民族传统,能明确权力退出机制的新宪法,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政治改革提供法律基础。

我们即将迎来六四运动35周年纪念日,我们在远离故土,缅怀那些逝去的共和国的良知们。

我们衷心希望有那么一天不同政治立场的中国人能聚集在一起面向未来忏悔我们无知的过去。愿终会有一天,拨开云雾见光明,我们一同沐浴在真理和自由的阳光下,完成复兴中华民族的愿景。

二零二四年

我们是林昭,是遇罗克,是刘晓波,是彭立发

是天安门广场三十五年后的回响